对话何晓顺：仅亿分之一中国人主动捐献器官

何晓顺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查看名医介绍收起名医介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名医介绍：主任医师，31年从医经验,擅长领域：擅长肝移植治疗各种肝硬化，肝癌及重症肝炎、肝衰等。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 2. 原位肝移植的系列研究，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 3. 原位肝移植的系列研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年以来，带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各种器官移植手术近5000例，包括亚洲首例成功的器官簇移植;国内首次成人扩大右半肝移植;国内首例肝联合胰十二指肠移植;亚洲首例肝肾联合移植;华南地区首例劈离式肝移植，总体存活率5年内超过77%，无论是手术量、手术存活率，均位于全国前列。

　　2011年4月，由于在器官移植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钟晓顺教授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之后，荣誉加身的何晓顺教授表示：虽然在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国民的器官捐献意识仍然有待加强。

　　何晓顺教授表示：目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综合技术实力已位于全国前列，但供体与受体的矛盾依然突出，主动捐献器官的数量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而在全国范围内仅肝移植就有30万人在等待，如何培养国民的器官捐献意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国每年约100万人需肾移植 30万人等待肝移植

　　何晓顺教授表示：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基本位于世界前列，肝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肠移植、角膜移植等均可施行，心脏、肺、肠的供体相对稳定，最为稀缺的器官为肾及肝脏。

　　据专家粗略估计，我国目前需要肾移植的病人约为100万，需要肝移植的病人约有30万。但实际情况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进行各类器官移植手术5000余例，来自社会的自主的、主动的器官捐献仅有40余例，不到1%，绝大部分器官来自于患者家属。

　　《器官移植条例》实施多年仅13例捐献 捐献率不足亿分之一

　　我国第一部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当属深圳市2003年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是颁布多年来，捐献人数远远低于专家预期，主动捐献器官者不过13例，相比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微不足道。

　　何晓顺教授表示：当前，器官捐献中实行最好的当属西班牙，捐献率能达到百万分之34，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的器官移植需求，而我国全国的器官捐献，远远不及西班牙的一个零头。如果能够积极推动器官捐献，直接受益人群将超过百万。

　　“脑死亡”概念引发道德争论

　　随着道德讨论的深入及法律法规的逐渐成熟，在西方*流行的“脑死亡”概念近年来逐渐进入中国，深圳市颁布的《器官捐献条例》同样引入了这个原则，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脑死亡”概念是指病人脑部意识活动停止，而部分器官代谢仍在进行之时，这个阶段一般在1-3个小时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取出的器官，质量最好，移植存活率最高。但在中国， 据医生的实际临床经验，极少有有家属会在如此悲痛的情形下同意捐献器官。

　　西方器官捐献 “生命延续”与“假定同意”原则

　　器官移植界内，受体与供体矛盾普遍存在，西方也不例外，为了挽救生命，各个*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器官捐献办法，鼓励民众捐献器官。

　　以美国为例，在驾驶员拿到驾照之时，就必须选择是否签署一份《器官捐献知情书》，如果同意，那么，在发生交通意外身亡时，医生可以无需征求家属同意，视为驾驶员生前同意捐献器官。当然，驾驶员同样可以拒绝捐献器官，照样可以拿到驾照。

　　而丹麦等国，则实施的是“假定同意”原则。为保证生命的延续，在死者生前没有明确意愿拒绝捐献器官的情况下，视为愿意捐献，从而省去了一系列繁杂的手续及沟通。这一原则，在建筑工人、驾驶员、爆破员等高危行业内尤为盛行。

　　中国器官捐献现状：无利益 无动力

　　中国人素来忌讳“死无全尸”，认为捐献器官是对逝者的极大侮辱，与西方普遍的“生命延续”原则有着鲜明差异。因此，器官移植，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话题，而更多的涉及了道德与法律，超过了纯医学的范畴。

　　何晓顺教授， 据多年临床一线的工作经历，他认为国民的器官捐献意识仍然非常薄弱，对器官捐献积极性不大。这其中，一方面是传统思想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是捐献器官所涉及的极为复杂的手续、漫长的沟通过程及不菲的经济开销。器官捐献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联系相关机构，办理繁琐的手续，且没有任何的利益回报，导致民众捐献积极度不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何晓顺教授同时也表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30余名医务工作者中，90%左右已经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在发生各种意外，如交通事故、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等情况下，可不征求家属同意，自动捐出器官以供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