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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亿庆：让一特殊群体走出无声的世界
核心提示：中国，每天有150个聋儿诞生，意味着平均每一小时有6．25个不幸儿出生。“人工耳蜗”的出现让这群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可如果时间倒回三十年前，“人工耳蜗”这个舶来品还并不被大家所熟知
- 郑亿庆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 查看名医介绍收起名医介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在中国，每天有150个聋儿诞生，意味着平均每一小时有6.25个不幸儿出生。“人工耳蜗”的出现让这群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可如果时间倒回三十年前，“人工耳蜗”这个舶来品还并不被大家所熟知，当时中国的耳聋患者依然盲目的寻求中医针灸的帮助，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人工耳蜗技术在医疗界引起一阵风潮，一批先驱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郑亿庆就是其中的一员。
三十二年的时间，郑亿庆早已记不清让多少个耳聋的患者听到外面的声音，墙上的那一面面锦旗让人不禁由衷敬佩，但与他获得的荣耀不同，这位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平易近人、直率、开朗。几句寒暄之后，他就以一种非常放松的姿势坐了下来，不是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专家，一位众人皆赞的科室主任，而是作为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一位和蔼可亲的父辈，给我们讲起了自己的求医路。
从医初衷：“大家都说最好的老师是自己的父母”
“之所以选择从医道路，主要还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郑亿庆回忆道，“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虽然工作的地方是一所小县城的医院，但每天需面对很多患者，耳濡目染下‘救死扶伤’这种观念从小就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我高中毕业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做医生”。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暂停的高考恢复，而这一年恰巧郑亿庆高中毕业，16岁的他幸运地坐到了“头班车”，“本来都已经去乡村做代课老师了，高考的恢复让我终于可以报考自己梦想的医学院。”郑教授打趣的说道，“上大学我一到班上发现我是最小的，同班同学有人年纪比我大上一轮，作为班上的‘小不点’大家自然最为照顾我，教了我很多东西呢。”
由于成绩优秀，郑亿庆获得了留校的资格。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耳鼻喉科？郑教授表示那完全是老师“安排”。“那个时候选择科室完全由老师决定，他说哪个科就哪个科，能留校就不错了，哪还有的选。”对于耳鼻喉科的印象，郑教授表示只知道是个手术科室，会有很多的动手机会，想想也不错就待下去了，而这一待就是三十二年。
与“耳”投缘，因其更具“挑战性”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老一批的专家纷纷都退了下来，年轻一辈的又没有能力接班，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在科室梯队上面出现了问题，而“初来乍到”的郑亿庆明显感觉到了，“那时国内耳鼻喉的发展相对于国外来说落后比较多，广东地区更为明显，特别是当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操作方式引进过来时，我们都没有看过，但是当时的老师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清晰的指导和解释，自己感觉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决定去国外看看。”郑亿庆说道。
99年，已经是科室副主任的郑亿庆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进修，一年的培训看似短暂却让郑亿庆收获颇丰。“在中国以前没有住院医师，大家基本一到医院就进了专科，在美国却不同，每个医生必须先做五年的住院医师，才能当合格的专科医生，我在美国每个科室都有培训的机会，严谨的培训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的严谨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好医生。”
也是在这个时候，郑亿庆确定了自己的专攻方向——耳科疾病，从06年我国耳神经疾病早期干预措施研究，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开通“健康直通车”——防聋专线，再到2010年成立中山大学听力与言语研究所，开展华南地区首例振动声桥植入手术，郑亿庆在耳病防治上一步一个台阶。
“在耳鼻喉我工作了32年，这32年开始从普通病看起，肿瘤做了不少，鼻子也做了不少，但是耳科更具有挑战性，在耳鼻喉来说最高深的就是耳科，因为其位置比较深，结构比较复杂。”郑教授表示，特别是当时耳聋是残疾人里面占的比例最大，可惜的是很多医院却没有办法开展防聋、耳聋治疗的工作。
多一点责任、多一点交流很多事情可以很完美
作为*级重点学科的科室主任，2011年，郑亿庆当选广东省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主任委员，面对业界的肯定，郑亿庆反而感受到了更大的责任。“但从科室来讲，我对学生或者是下级医生要求更为严格起来，对于出错的学生会毫不犹豫的批评，因为要切记，医学就是严谨的学科，稍有失误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2012年至2013年国内医疗界发生许多伤医事件，特别是耳鼻喉医生被刺事件屡屡爆发，很多时候除了医术外，如何和患者交流也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内耳鼻喉的伤医事件频发，首先与我们病人群体相关，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五官有问题的，而这些正是病人最为在意的地方，五官中有很多是感觉器官，当感觉器官出现问题，易导致人烦躁不安，心理问题产生，想东西想歪，所以也就变的偏激，加上有些医生解释工作没有做好，很多事情没有交代清楚，导致双方矛盾加剧，最后病人走向了极端。”郑教授劝诫道，大家一定要有个共识，疾病治愈是有一定机率的，有些病能治有些病不能治，正如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说过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医生要尽责，同时病人对自己的疾病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而且要信任医生，这样很多事情都可以有很完美结局。
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当医生必不可少的条件
“做医生的就是要有一颗同情心和一股正义感。”怀着这样的坚持，郑亿庆在医生的职业上收获了许多。
2005年6月，郑亿庆跟随“健康直通车”来到西藏进行救援，医疗队在布久乡开展义诊活动。平措卓玛在妈妈陪同下来看病，19岁的青春少女卓玛眉头紧锁，神情忧郁。郑亿庆回忆说：“经过了解，我得知她是两年前一次上山采虫草，因过度劳累，产生了严重的背痛、头痛等症状，并逐渐失聪。由于治疗不当，她当时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只能靠手势和口形与他人交流。”热闹的世界变得一片死寂，既听不见悦耳的音乐，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一个花季少女突然遭受这样的打击，两年来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家人为给她治病，把牛都卖了，可是也没有用。
郑亿庆经过初步诊断，认定她为永久性失聪，只有通过人工耳蜗植入的方法才有可能恢复听力。但是，西藏缺乏此类手术的设备，人工耳蜗和手术费更是高达20万元，对于经济十分困难的平措卓玛家庭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当卓玛知道有治愈的希望时，就好似在黑暗里见到一线光明。郑亿庆教授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当地的陪同人员也恳求说：“救救这个孩子吧！”句话让郑亿庆教授一直放在心里，回到广州后，郑亿庆开始四处奔波为小女孩筹集医疗费，在各方的支持救援下，卓玛来到广州施行手术并得到康复，重返有声世界，这也是民族团结互助的一个佳话，得到广大媒体热烈报道。 “具有爱心是当医生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我每次看到困难群众没钱看病，都感到很心痛，只要力所能及，我总会尽自己一份力量。”身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的他，经常带着学生和医务人员到残联、聋哑学校为残疾人义诊，赠送助听器，还积极为没钱做手术的残疾群众联系社会热心人士援助。
医生、科主任、系主任——我每天在这三种角色中不停“游走”
医生的身份郑亿庆教授早已得心应手，而作为*级重点学科建设之一的科室主任，如何让科室保持活力并出成果，郑亿庆教授也确实是花了不少力气。“除了对耳科顽疾咽鼓管疾病进行研究外，2009年科室针对眩晕、耳鸣的病人众多，求医困难，我们建立了一个耳鸣眩晕诊疗中心。”郑亿庆表示，以前病人出现头晕症状来就诊，医生往往更晕，因为诊断极为困难，不同疾病都能引发眩晕。现在头晕的病人90%都能够在这个诊疗中心找到病因，并且得到规范化治疗，治好的机会也会比以前高出很多。
2010年建立中山大学听力与言语研究所。“在我们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未知或者解决不了的东西，你必须要研究它，你不研究它你很多病就处理不了，研究所的成立目的也在于此，成立4年以来，我们在国外发表SCI文章就有30多篇，申请到了*级的课题就有五项，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硕士、博士。”
除此之外，不停歇的郑教授又当上了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力与言语科学系主任，今年刚刚招生完毕，一共25名学生成为了郑教授的学生，“听力学专业在国外已有几十年历史，现已成为热门专业，而我国听力学专业正规化教育才刚刚开始起步，高层次的听力学人才仍然匮乏，无论数量和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发达*。”郑教授表示，由于目前广东没有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医院从事听力检查和培训的技术人员多是从护士、生物学工程、检验专业转行过来，相比之下，专业人员较少，素质参差不齐，这也是导致许多患者听力检测质量良莠不齐的主要原因。听力与言语科学的设立正是解开这个瓶颈的一把钥匙。
每天在这三种角色中不停游走，为何把自己弄的这么“累”？郑亿庆教授无奈的说道，有的时候是事情推着你走，你想停也停不下来，但现在我起码是“痛并快乐着”。
